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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院校研究规范发展的路径(下)


2018-07-20 阅读次数:

(二)处理数据分析与质性研究的关系,提高院校研究人员的素质与能力

美国院校研究主要是进行数据分析,现在也进行质性研究,某种程度上也是中美院校研究人员相互产生了影响。所以我们不是要单纯地向美国学习,而是要相互学习。作者和美国院校研究会会长合作培养的博士魏署光在美国做了一个关于院校研究决策支持的大课题,其内容就为美国院校研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在院校研究中,诸多问题的显现与解决都有赖于对数据的搜集与分析,这就决定了数据在院校研究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目前,决策也已经进入“数据、信息、知识、智慧”阶段,数据的缺失是我国开展院校研究的一大障碍。现在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的重要性更加突出[1]。大数据与传统数据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其具有实态性。传统数据是事后的构拟结果,而大数据是实态数据,而非之后的构拟;更加重要的是,“社会的数字化”以及“数字的社会化”这两个过程相互作用,使得数字与社会融为一体[1]

面对散乱且价值密度低的大数据,社会学者冯仕政提出了三阶段法:数据爬梳、数据分析以及数据解释[3]。数据爬梳主要由两部分内容组成,包括数据的抽取和重新分类与赋值,其主要任务在于改变原有数据的形态,引导其向逻辑化与主题化转化;数据分析的目的就是要挖掘出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数据解释建立在第二步的基础之上,以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为起点,揣摩、分析并推断出更具有一般性的规律。为了顺利完成数据分析这个繁杂的过程,多学科的共同参与必不可少,尤其是教育科学、统计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介入。虽然数据分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情境性认识的阐述方面,如个体的体验、情绪变化、心理反应、组织文化与价值等有着明显不足。而在这些方面,质的研究则具有独特的适切性[4]

2016年,在与文华学院150多名毕业生的交谈中,院校研究人员发现“尊重”“目标”“交往”“环境”四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影响学生成长的重要因素,也是学校教育需要重点关注之处。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学生的一句话,她说:“个性化教育起点是尊重学生,终点是学生尊重”,这是她思考的成果。首先一个学校要在教育的过程中尊重学生,这样学生才能尊重老师、尊重学校、尊重社会。2016年新生开学典礼作者的致辞主题就是“尊重”,然后在全校开展“理解尊重,践行尊重”的教育,效果喜人。这是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和美国的院校研究发展相比,我国的院校研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早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前几年作者在和美国学者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发现,我们现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美国已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解决了。所以现在比较教育做研究的时候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现在的情况和美国当下的情况做比较,这是无法相比的,所以得出的一系列的结论都不是基于同一个层面得出的。美国院校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学生成长,如入学率、保持率、毕业率以及通过学习分析提高学生个体学习成绩等。学习分析是美国最近一段时间提出的新概念,主要是通过大数据对学生个体进行分析。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对学生整体学习状况进行调查,而学习分析则是具体到个人。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正处于转型之中,面对我国社会与高等教育的大变革、大发展,在高等教育中我们正面临一场管理革命,很多新的重大问题需要研究,这些关键问题不解决,具体的问题也难以攻破。由此可知,中国院校研究更加应该重视质的研究。但仅仅重视质的研究还不够,院校研究还要重视数据分析,因此对院校研究人员提出了很高要求。同济大学出版的一本有关于院校的书中,就提到了院校研究人员需要具备的三元智能:分析与技术智能、院校事务智能以及院校背景智能。所谓院校背景,就是说你要认识并且熟悉研究的学校,假如没有任何的实际经验,提出的决策支持是不具有可实施性的。院校研究包括什么?可以说,它包括自我研究、管理研究、咨询研究以及应用研究[5]。也就是说,院校研究所研究的是本校问题与管理问题,它不做决策,主要是起到咨询的作用,不是理论研究。阎光才教授在2016年的院校研究年会上指出,院校研究人员需要有人文关怀、数据素养、价值判断以及理性思维。为了提高院校研究的素质与能力,我们需要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一是改革高等教育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课程结构以及课程内容,长三角地区可以做一个项目,主要就是关于高等教育管理的培养目标、课程结构与内容该如何改进;二是加大培训力度,如开办培训班、设置网络课程等。

(三)处理国际化与中国特色的关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院校研究理论与方法

在2016年于长沙开办的世界院校研究五会会长峰会中,中国、美国、欧洲、日本以及海外华人院校研究会会长都分别介绍了各自开展院校研究的情况。此次会议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拓展和欧洲以及日本的合作。在这一次峰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世界各国高校的院校研究具有很多相同的特点,可以相互借鉴、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可以说这次峰会将院校研究的国际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1]

为什么我们要借鉴美国院校研究的经验呢?如上文所述,高等教育是有着共同的规律的,而美国的高等教育走在我们前面,对很多问题的研究先于我们。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展院校研究的国家,多年的实践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所以美国院校研究的理论、方法是值得借鉴的。还有一点就是有一批美籍华人在美国从事院校研究工作,他们对国内高校了解得透彻一些,便于双方交流。在借鉴方面,我国院校研究人员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从2001年开始,我们从美国买回了许多书进行翻译,出版了《院校研究译丛》、《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经典译丛》以及《新工具丛书》三套丛书,除此之外还翻译了大量的论文。同时,我国邀请了50多位美国大学校长、院校研究人员来我国讲学,举办培训班;20多位美国院校研究人员受聘为兼职教师;40多位院校研究人员到美国学习、参会;共同培养博士生,开展课题研究。

我们在发展中国的院校研究时需要牢记美国与中国国情有着很大的差别,这样的差别不仅仅体现在国体与政体方面,而且它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情况也是息息相关的。考虑到诸多因素,院校研究中国化的探索也是必须的。具体比较下来,这些不同点主要包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政体不同;社会环境与思维方式不同;两国院校决策体制不同,中国的高校是以条为主的管理模式,是由业务部门所驱动的决策体系,而美国高校则是独立的实体,决策由数据、院校研究部门所驱动[6]。此外,我们在院校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也不同。对于美国院校研究的不足之处,我们也要加以避免。雷洪德副教授最近谈到了美国院校研究的“四重四轻”:重个体轻组织、重弱势轻强势、重方法轻理论以及重量化轻质性。他提出中国院校研究要赶上美国院校研究之重,补上美国院校研究之轻[6]

我们对院校研究中国化已经有了初步的探索。首先是明确中国院校研究的意义和内容;其次是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以案例研究为基本方法;最后就是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探讨其理论与方法。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院校研究理论方法,我们还需要从以下入手:站在国际前沿,吸收先进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坚定不移地为培养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高素质人才服务;立足于本校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院校研究以及探索中国特色的院校研究理论与方法。

(四)处理机构的行政性与研究的专业化的关系,使院校研究的组织由无序走向有序

院校研究和行政、纯学术研究有很大的不同,院校研究的特点是机构行政性与研究专业化。院校研究还有着其他方面的特殊性[7]。院校研究的主要职能是为学校提供决策支持。只有进入学校的决策体系、行政体系,院校研究才有可能发生作用。如果院校研究无法进入整个决策体系,而是始终游离在外,是很难有所作为的。院校研究所提供的服务主要集中在决策咨询方面,具体说来就是基于对校情的了解,能够对外部情况进行探究分析,为学校决策者提供专业的意见,故而它所扮演的角色既非决策者,亦非决策执行者。从中我们了解到院校研究对专业化有着一定的要求,它所提供的是专业化服务。可以说,如何处理好机构的行政性与研究的专业化之间的关系,是院校研究面临的突出问题[1]。从华中科技大学两年前开始的对中国800多所本科高校的高等教育(院校研究)机构调研的情况来看,中国院校研究机构的设置情况较为复杂,这样的复杂性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设立了单独的院校研究机构负责发展规划制定工作等,此类高校仅占少数;发展规划处与高等教育研究所分设,此类情况发生在大多数高校中;部分学校只设立了发展规划处而没有高等教育研究所;一百二十多所高校将发展规划处与高等教育研究所合并,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分工合作。

理顺关系,推动院校研究组织由无序走向有序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理顺机构设置。我国目前存在的是一种分散式的院校研究,可以分成两步来完成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第一步是根据常桐善先生的建议,我们需要建立院校研究协同体,将高等教育研究和发展规划处合并,协同开展研究。第二步是建立院校研究机构,名正言顺地开展院校研究。其次是要建立相应的制度。我国目前对教职工的考核、晋升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行政,二是学术。这种考核与晋升制度导致院校研究人员要么创造条件争取在行政系统晋升,要么写文章争取课题,在学术方面晋升[1]。我们是否可以借鉴高校辅导员的管理方式,院校研究人员可以同时或者分别在行政、学术两个方面晋升,并且建立相应的制度。最后是推动校长重视院校研究,这是关键。只有校长重视了,院校研究才能真正地开展起来。2017年的年会,我们增设了“院校研究与高校领导决策”分论坛,以吸引大学校长参与。有了校长的支持,院校研究的工作开展与发展就有了更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刘献君.院校研究规范发展中的若干关系[J].中国教育研究,2016(10):21-23.

[2]刘献君.发展院校研究建立高校决策支持系统[J].大学教育科学,2017(1):10-14.

[3]冯仕政.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与社会研究:现状、问题与前景[J].大数据,2016,2(2):3-16.

[4]刘献君,张俊超.中国院校研究的特点探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4(11):73-76.

[5]刘献君.院校研究规范发展中的若干问题[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7(5):3-7.

[6]赵蕾.中国院校研究规范发展路径探索——2016年“中国院校研究的挑战与突破”学术研讨会综述[J].高等教育研究,2017,38(2):106-109.

[7]魏署光.美国院校研究的决策支持行为及其影响因素[J].教育研究,2015,36(3):150-158.

作者简介:刘献君,教授、博导,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华学院院长,中国院校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从事院校研究。


 

来源: 《高校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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