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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当到胜任: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的进路(下)


2018-07-20 阅读次数:

当前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处于起步阶段,《规程》中有关学术民主的若干规定对完善学术治理体系及去行政化具有积极的象征意义。以学术委员会为最高机构的学术治理,相对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无疑具有进步性。当然,物之初生,其形必丑。学术委员会对于我国高校学术发展的重大价值还需要时间和实践来检验。美国大学的经验也表明,“学术评议会能否高质量地履行职权是影响其合法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学术评议会只有不断产出高质量的决议与建议,才能获得董事会、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系统、学生乃至教师群体自身的认可和支持,进而,它在大学‘共同治理’中的地位才能是稳固的。”[12]基于此,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的方向就是要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提高决策的专业化水平,进而提高学术委员会在学术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最终实现学术权力对大学治理的有效参与,及学术治理对大学治理的适度引领。

三、学术治理的民主化和专业化

学术治理中的民主化原则可能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民主管理本身存在程序上的瑕疵,即由于不够民主造成的问题;二是在程序正义或民主正当的前提下,由于学术民主胜任不够造成的问题。当前在我国很多高校学术委员会刚刚建立,民主正当尚处在起步阶段,但同时民主胜任的问题也已经暴露。为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完善大学学术治理体系,在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中既需要进一步扩大学术民主,又需要同时强化民主胜任,加强决策的专业化,以提升学术委员会在大学治理体系中的地位。高校学术委员会不同于一般的委员会,学术民主也不同于一般的民主。学术委员会委员多是来自于各学科的学术精英,与大众民主侧重“代表民意”或“反映舆情”不同,高校委员会更应该也更容易做到决策的专业化。由于学术场域的特殊性,对学术的治理绝不是越民主越好。民主只不过是一个必要的程序,关键还是学术治理过程中学术决策的高质量。亨利·罗索夫斯基在《美国校园文化》(The University: An Owner's Manual)一书中总结了大学管理的7条原则;①并不是所有的事都可用更加民主的办法来改进;②在一个国家里,公民的权利与参加一个自愿组织所获得的权利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差别;③在大学里,权利与责任要反映对该校承担义务的时间长短;④在大学里,只有有知识的人才有资格拥有较大的发言权;⑤在大学中,决定的质量是通过自觉防止利益冲突而得到改善的;⑥大学管理工作应当为增进教学和研究能力服务;⑦要使管理的等级制度运转良好,就需要有明确的协商机制和责任制度[13]234-247。实践出真知。某种意义上,罗索夫斯基所总结的上述大学管理7原则充分展示了民主管理与专业化的关系。

实践中,由于民主机制自身的局限,在委员会制下无论如何完善民主程序,学术委员会对于学术的治理都会存在困境。毕竟关于学术问题的决策,不论是研究性的学术活动还是非研究性的学术活动都不能简单地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票决制完美解决,即使参与投票的全是学术精英,也会经常出错。“决定专业知识不能靠所有人不加歧视地参与。一个科学信念并不因它被广泛接受而变得可信。科学生活中不言明却最重要的一条规定是,在事关科学的问题上不得数人头和诉诸大众。”[2]32英国数学家列维(H. Levy)就曾举下列典型例子以显示这一事实:即大多数科学家除了它自己的领域外,在其他所有领域均是一名新手。如他所言,“1811年底,博里叶(Fourier)把他的关于热传导这一经典问题的最新研究报告提交给巴黎科学院,他的裁决者,拉普拉斯、拉格朗日和勒让德,几乎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3人组合,严厉地批判了这份报告,以致没能在科学院得到发表。13年后,作为科学院的秘书,傅里叶发表了他的结果,这篇没作任何改动的论文现在成了该科学院备忘录中的一篇经典文献,这件事向人们展示了科学标准的易谬性。”[14]当然,或许错误本身就是科学进步的一部分或必须付出的代价。

与科学标准的易谬性相比,学术委员会在学术治理实践中还会面临权力的寻租。与学术自由对于个体科学探究权利的保护不同,学术民主的根本是为了优化组织决策,无论是最终决策还是决策前的评议,学术委员会都掌握着实实在在的学术权力。“相对于庞大的大学学术人员队伍来说,学术决策权只为少数‘学术精英’所拥有,它是一种稀缺资源。大学学术决策是把有形或者无形的学术权利、资源、利益、地位、声誉等在学术人员个体或者群体之间进行配置。学术决策权不仅关系到被决策者的利益,也可以给决策者带来利益。这种利益可能是现实的,也可能是潜在的。无论是学术事务的被决策者还是决策者,都存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这就可能导致在学术事务决策过程中,决策者与被决策者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进行交易或者主动寻租。”[3]作为一种通例,有权力的地方就会有政治,委员会制下的学术治理也不可避免地会滋生出“学术的政治”。就像所有其他类型委员会的成员一样,以学术为业的科学精英也不可能完全做到价值中立或不计私利。相反,根据现有制度设计,学术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都不只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相应的学科、相应的学院。在通过学术委员会这个平台为学校的学术治理提供专业服务的同时,这些委员也必然代表着自身及所在学院和学科的利益。其结果,当委员个人的或其所在学科、学院的私利与委员会自身应代表的学术公益发生矛盾,并有可能危及更大的公共利益时,民主管理的机制就需要向更高水平的专业化让步。现有条件下,只有专业化才有可能避免利益的冲突。

从政策科学的视角来看,也大致如此。在政策制定中民主化与科学化存在冲突。民主化意味着正当,科学化则强调胜任。实践中,“政策问题不同,公民参与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权衡也不同。我们很难笼统地说公民参与是适宜或是不适宜的,公民参与更适合于某些政策问题,但对另外一些政策问题却不那么合适。因此,公共管理者的任务就是当政策问题出现时,确定公民参与的适宜范围,然后采取恰当的形式吸引公民参与决策。”[15]157进而言之,“对政策质量期望越高的公共问题对公民参与的需求程度就越小。对政策接受性期望越高的公共问题,对吸纳公民参与的需求程度和分享决策权力的需求程度就越大。”[15]158学术治理的过程或学术委员会的决策也大致如此。教师的广泛参与或委员的代表性只是学术委员会进行科学决策的一个变量,甚至不能算最重要的变量。在学术治理过程中决策的问题越一般化,委员会的代表性越重要,决策的问题越专门化,委员的专业性就越重要。

总之,对于学术治理而言,民主管理是必要的,但并不充分,真正有效的学术治理主要取决于治理参与者的专业化水平。民主管理之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民主本身具有正当性,另一方面是民主提供了决策的必要机制;民主管理之所以是不充分的,是因为民主制本身无法解决学术决策的专业化问题。为保障学术治理过程中决策的科学化,必须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强化学术委员以及学术委员会自身的学术民主胜任,以确保学术治理既能满足程序性正义又符合实质性正义。基于学术民主胜任原则,有效的学术治理“不仅把民主视为一种决策原则,更强调决策者自身的资质,只有具有最优秀资质的人才能胜任决策工作。我们可将这种资质外化为以下关于学术事务决策的客观标准:①决策者的学术权威与专业知识水平;②基于专业性和排他性的知识领域;③必须基于‘内容的审查’,对内容或者观点进行最严格的、挑剔和歧视性的审视;④学术事务具有公共性,其存在是为了公共利益,因此,学术表达必须基于公共利益。”[3]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中民主管理符合程序正义,具有正当性或合法性,但实践中“民主正当”不能遮蔽“民主胜任”。当然,“民主胜任”也不能取代“民主正当”。“学术民主是学术管理制度和决策行为的基本价值原则,学术民主胜任则是学术管理制度设计和学术民主决策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要求。学术事务决策的自由裁量不能保证学术民主的胜任。学术事务的决策不同于公共事务的意见表达,应重视学术民主的胜任力。”[3]大学治理实践中,以科层的方式替代学术民主是不对的,以学术民主来代替专业化的决策也是不妥的。“大学各个群体在决策中都负有责任,但谁对某项事务负有首要责任,则其具有优先发言权,对事务有更大的决定权。我们在处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时,遇到‘之间’‘重叠’,则分析谁对处理这一事物更有优势,负有更大的责任,谁就应拥有更大的权力。”[16]为保障学术决策的高质量,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在坚持民主化原则基础上,具体决策时必须充分尊重专业性,强调优先权,切忌以学术委员会的名义滥用“票决制”。

四、结论

第一,在建立大学学术治理体系过程中,若以正当论,民主是一种有效的机制,民主管理一种重要的制度选择;但以胜任论,基于专业知识的专业化是一种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选择。以提高学术决策的科学性为诉求,学术委员会建设从民主化到专业化大致有两种进路:机构化进路(institutional approach)和个人化进路(individual approach)。所谓机构化进路即淡化学术委员会自身的决策、评议与咨询职能,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更多发挥统筹的作用。将学术决策权或学术治理权更多的赋予各种专业委员会,必要时甚至可考虑引入专业的第三方机构,以协助专业委员会进行决策、评议与咨询。所谓个人化进路即将高校知识管理与学术治理结合起来,将学术委员的遴选和学术委员会的建设与院校研究中的政策研究结合起来。依托院校研究机构发掘高校自身的人力资源和知识储备,以确保每一项重大决策都能有具备相应专业知识的委员组成专业委员会。校内若无相应专业的委员,必要时可启动“特邀委员”条款,以满足决策专业化和科学决策的需要。

第二,大学是专业性组织,重大决策需要成立委员会以备咨询是传统或惯例,但委员会一定要是专业委员会,不能是“大杂烩”。只有委员会的每一位委员在专业上都足以胜任委员会肩负的决策任务时,委员会的决策才有可能是高质量的。专业性的委员会无须常设,可根据需要由相应学科的专家或权威临时组建,事毕即可解散。近年来,在我国伴随大学章程的出台和《规程》的发布,很多大学成立了以学术委员会为代表的各种形式的常设委员会,但委员会的设立往往只强调了代表性和正当性,忽视了专业性和胜任力。在“少数服从多数”的票决规则下,各种委员会不过是为学校政策或领导决策“背书”的工具,很难有效解决困扰高校学术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增强学术委员会的专业性和学术决策的高质量,需要在民主管理基础上,强化学术委员的民主胜任。

第三,当前在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还处于“初创”期,文本建设刚刚起步,制度运行刚刚试水,离形成传统或按规则话事还有相当的距离。加之高校之间学术水平差异明显,各高校学术委员会实际运行情况也各不相同。就整个中国大学学术治理体系建设而言,当前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的象征意义仍远大于实质意义。但学术领域的象征性治理并非不重要,它是通往实质性治理的必经阶段[17]。相信在实现中国大学治理治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只要方向是对,总有成功的那一天。

第四,政治领域象征民主正当的一人一票原则在高校学术委员会运作中是不充分的。在当前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过程中,将民主正当而非胜任作为首要价值,倡导以“代表性”为合法性来源的“民主管理”有其现实意义,但恐怕难以有效满足高校内部管理事务专业性的要求。“在大学学术治理中,是否具有特定学术领域的专业能力和资格,构成其是否享有参与权力乃至决策权的唯一正当理由。”[18]若以民主正当作为原则或重要的理由,凡重大决策均由学术委员会以投票的形式表决,将无法证明学术委员会具备足够的胜任力。学术委员会的建设应围绕“胜任”做文章,通过民主的程序把最优秀、最适合的人选出来,根据需要组成高水平的专业委员会,以确保学术决策的高质量和学术治理的高效率。

第五,学术的外部治理决定内部治理。政府治理学术事业的方式直接决定或影响大学内部的学术治理方式。“学术治理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前学术体制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实际上是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而学术治理的展开,同样有赖于整体社会治理实践的推进。对于学术管理部门来说,也应当根据这样一种总体性原则,来对自身的实践进行反思以及重新定位。”[7]基于此,当前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不在于政策文本如何表达,也不是校领导要不要退出学术委员会,而在于现有制度环境下,大学的主体性与学术的主体性如何构建。高校学术委员会作为一种外生制度,要想切实发挥作用,需要以大学和学术自身主体性的建立为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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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建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立德树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来源: 《中国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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