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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当到胜任: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的进路(上)


2018-07-20 阅读次数:

摘要: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要求。作为大学学术治理的最高机构,学术委员会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其本身的胜任力。在当前以推进学术民主为主的制度设计下,学术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侧重“代表性”,学术决策实行“票决制”。这种制度设计满足了学术民主的需要,提高了学术治理的效率,但在学术治理的专业化方面尚有欠缺。高校学术委员会若要在大学治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必须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加强专业化建设,确保参与学术决策的委员及委员会自身的胜任力。

关键词:学术委员会,民主正当,民主胜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教育学重大课题“‘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学科调整与建设研究”(VIA170003)的研究成果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从无到有,从自发探索到普遍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98年8月29日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但事实上,当时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并没有因《高等教育法》的出台而普遍建立。因为那一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最为侧重的是“量的增长”,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并未受到应有重视。2010年之后,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快速推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精神,教育部于2013年10月研究起草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征求意见稿)》,并于2014年1月29日正式公布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简称《规程》)。《规程》在“总则”中的第2条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应当依法设立学术委员会,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并以学术委员会作为校内最高学术机构,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自《规程》发布以来,在行政权力的驱动下,学术委员会在各高校纷纷建立。2016年6月1日起施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决定》也首次在法律层面上明晰了学术委员会的若干职能,为《规程》的施行提供了法律基础。学术委员会的建立被赋予了正当性或合法性,但长远来看,由政策驱动的改革若要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必须转化为高校自身自觉的行动。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不能仅凭政策来驱动,只有扎根中国高等教育实践,通过高质量的学术决策为大学的善治做出应有贡献,才能最终建构起中国特色的大学学术治理体系。

一、何谓正当,何谓胜任

正当与胜任是民主作为一种机制有序运行的两个要件。在公共领域,无论对组织还是对个人而言,正当与胜任都是一个行为的两个方面。正当意味着该行为符合规则和程序正义,而胜任则意味着该行为不仅符合规则和程序正义,而且可以满足所在共同体对于实质正义的要求。对于公共事务,正当是胜任的前提,胜任则是正当的归宿。换言之,正当是手段,胜任是目的。若只有正当,没有胜任,会使民主陷入“多数人的暴政”;相反,若没有正当,胜任不具有合法性,民主将会变为独裁或寡头统治。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在《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一书中曾指出,民主并不是简单地将选票投入票箱,真正成熟、健康的民主要求在投票前必须对相关议题和信息进行充分了解,并拥有足够的判断力去做出理性的选择。“在政治自治的方式中,最高利益并不在于言者之言,而在于听者之心。会议的最终目的是要投票做出明智的决定。因此,必须使投票者尽可能地明智。”[1]18他认为,公民在投票过程中“作出判断的责任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为统治者的我们必须理解国家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对政治代理人就这些问题作出的决定进行判断;我们必须共同设计一些方法,俾使这些决定是明智的和有效的。”[1]85与米克尔约翰基于“自治理论”,以帮助“公民更好地投票”捍卫“言论自由”不同,波斯特首次系统阐述了“民主正当”(democratic legitimation)与“民主胜任”(democratic competence)的二元结构。在《民主、专业知识与学术自由》一书中,他围绕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的区别,以是否具备专业知识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民主正当与民主胜任的不同内涵。如他所言,民主正当要求以平等和宽容来对待所有人的言论。民主胜任却要求言论必须服从于区分好坏的学科性权威。民主胜任与民主正当相冲突却又是民主正当所需要的[2]37。在波斯特看来,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分别服务于民主正当和民主胜任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这两种权利从而有各自完全不同的基础、逻辑和原则。民主正当意味着言论自由可以使政府变得“正当”,即言论自由可以帮助政府建立作为一个民主政府的正当性;民主胜任则被定义为公民个人“认知能力的增强”(cognitive empowerment),学术自由的价值在于它使公民能够“胜任民主”[2]中文版序7。由此可见,在民主制度下,正当是民主的底线,胜任则是民主的精华。言论自由的合法性在于民主正当,而学术自由的目的则是为了民主胜任。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胜任民主”。享有学术自由的机构或个人,其显著的特征就是拥有专业知识或高深学问,可以胜任学术民主。

表1  民主正当与民主胜任的区别[2]中文版序·24

言论自由

学术自由

民主正当

民主胜任

公共对话中

公共对话外

意见的领域

知识的领域

平等、宽容

权威性选择性“歧视性

“内容中立”或“观点中立

“基于内容”

“基于发言者”

“基于听众”

为了“民主胜任”,在科学研究中确保学术自由是首要的原则。“之所以被如此设计,就是为了给实验和推测留出足够空间,哪怕它们‘严重偏离被普遍接受的信念,或者违背那些被社会赋予维持大学职责的个人或官员的想法。’”[2]72但学术自由原则的适用也并非无条件的,在有些专业事务中,基于专业知识的专业判断(胜任力)会受到法律更严格的要求。比如,会计、医生、律师虽然也是拥有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士,但他们的专业实践并不适用学术自由原则的保护。对他们自身而言,甚至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专业的胜任远比学术自由更加重要。大学的学术治理虽然不同于会计、医生和律师等专业实践,但也明显不同于科学研究意义上的学术工作。对于那些通过学术委员会参与学术治理的教授而言,学术自由的原则也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为了平衡学术自由还需要学术民主。毕竟参与学术治理的目的并非发现真理,而是提供科学的学术决策。学术民主虽然不能确保学术治理过程中科学决策的必然产生,但它是学术自由原则不可或缺的制衡或补充。因为如果严格或完全遵循学术自由的原则,学术治理将有可能陷入无法决策的困境,更不要说是科学决策。学术民主原则的引入就是为了使在暂时无法达成学术共识的情形下使决策成为可能,使大学的学术治理体系可以正常运转。

综上可见,民主的有效运作除了正当还需要胜任,而要实现民主胜任必须确保学术自由,学术自由的价值就在于通过知识理性使更多的人能够胜任民主。但就学术自身的治理而言,仅有学术自由也是不够的。学术自由原则可以保障个人或机构的学术研究免于外界的干涉,但对于那些非研究性的学术事务,尤其是大学学术治理体系的运作,学术自由原则并不充分。对于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而言,首要的原则是学术自由而非学术民主,但对于操作意义上的学术治理而言,首要原则是学术民主而非学术自由。在学术民主的框架下,正当与胜任的冲突同样不可避免。就像在大众民主中一样,学术民主正当与学术民主胜任也既相互冲突又相互需要。“学术民主正当构成了学术民主决策制度的前提,学术民主胜任构成学术民主决策制度的实质要求。学术民主正当强调学术民主决策的程序优先,学术民主胜任则要求学术民主决策必须坚持严格的知识和学术标准,基于学术事务内容与观点的严格审查。”[3]与政治自治中的大众民主有所不同,实践中学术民主更接近于精英民主。理论上,以民主正当程序产生的学术精英在治理实践中理应可以胜任学术民主,但在学术委员会的实际运作中,由于胜任本身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加之对决策效率的考量,源于民主正当的“少数服从多数”的票决制往往占据压倒性优势,学术治理中的民主胜任问题常常会被忽略。

二、学术民主与委员会制

在公共领域,民主是实现治理的一项基本原则。作为公共事务的一种,学术治理同样也离不开学术民主。在学术治理过程中学术民主与学术自由相互支撑。学术自由作为前置条件,可以有效保证学术治理参与者个人的学术权力,而学术民主作为组织决策原则则有助于实现学术权力的组织化,使分散的个人意见统一为学术治理机构的政策共识。那么,什么是学术民主呢?“最简单的说法是:把民主的原则引入到学术活动中。实际上,不管我们从哪个视角出发来理解民主这个概念,都会发现,民主蕴含着投票表决和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核心的、操作性原则。一旦抽掉这个原则,民主这个术语也就失去了实质性的含义。民主的好处是:在存在着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它使决策变得可能。而它的局限性则是: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基础的决策也可能是错误的。”[4]和其他领域一样,学术民主并不完美,但现有决策条件下,似乎也没有比民主更好的机制。为了在学术治理过程中有效贯彻学术民主的原则,欧洲模式的大学通常设有评议会或教授会,作为学术决策的最高机构,而在那些大学属于后发外生型的国家,成立以学术委员会为代表的各种类型的委员会成为完善学术治理体系的普遍选择。

作为一种制度,委员会制原是政府制度的一种,亦称为合议制,是对科层制的一种补充。由于具有追求平等、民主的内在机制,委员会制适用于因多方利益代表的存在,需要实行集体决策的公共事务。与科层制决策强调权力的高度集中有所不同,委员会制的治理逻辑是以代议的方式实现民主决策。“由于委员会制这种追求平等、民主的特点,该种组织形式较多地运用在对政治、经济及社会事务的决策、评议中。在进行决策、评议时,委员会所有成员的地位一律平等,实行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5]以权力分散和地位平等为基础,委员会制的优点是集思广益,对需要决策的问题能有较周全的考虑。“在委员会的运作中,不仅每个委员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而且把充分的表达、商议作为其正确运行的基本要求。在作出决策前,不存在命令和服从的问题。委员会制的最高决策权属于集体,委员会的领导者发挥的是组织指挥作用,而不是行使最终决定权。在形成决策时,每一个委员会成员均享有平等的表决权,票的权重是相同的,不存在特殊的票权。”[6]同样,由于权力分散和组织结构扁平化,委员会制的缺点是容易引致行政领导的权责不清,凡事议而不决,“过多的商议和讨论无疑会增加成本,贻误时机,将民主变成难以承载的重负,反过来影响民主的推行和传播。”[6]作为实现法人治理的一种组织形式,委员会制的优缺点都十分明显。但事实上,对于治理而言,没有哪种组织形式是完美的。实践中,在一定局限条件下,委员会仍是实现民主治理一种较好的选择。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很多的组织均存在大量利益相关者,组织的每一项决策均会影响到多方的利益,以民主决策为核心价值的委员会制绝对要优于“个人独裁”或“寡头统治”。

现代大学作为非营利组织拥有诸多利益相关者,学术更是天下之公器。因此,学术治理必须超越科层制的组织架构,转向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而要实现“共同治理”,扩大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成立以学术委员会为代表的各种类型的委员会就不可避免。“在理想的情形中,各类公民团体、大众媒介以及非政府组织等机构,加上学术共同体本身、政府(代议制机构以及行政当局)、企业等‘利益相关方’都可以在一个‘公共领域’中,通过各种渠道,参与诸如‘学术研究如何进行资助’以及‘知识成果如何应用’等问题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普通公民以及社会组织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表达他们对于认知问题的关切,而学术共同体需要就其研究可能引发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预估和汇报,对社会和民众所关心的问题进行解答。”[7]近年来,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我国积极推进高校学术治理体系的建立,学术委员会建设成为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热点。作为顶层设计,《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充分贯彻了学术民主的原则,对于学术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与实行运作做出了具体规定。如第四条中“保障教师、科研人员和学生在教学、科研和学术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促进学校科学发展”,第六条中“学术委员会一般应当由学校不同学科、专业的教授及具有正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组成,并应当有一定比例的青年教师”,第八条中“学校应当根据学科、专业构成情况,合理确定院系(学部)的委员名额,保证学术委员会的组成具有广泛的学科代表性和公平性”,第二十一条中“学术委员会议事决策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重大事项应当以与会委员的2/3以上同意,方可通过”,等等。应该说,在当前高校管理行政化日益严峻的情况下,通过学术委员会建设将学术民主的原则引入大学学术治理,对于提升学术权力在大学治理体系中地位,缓解行政权力对于学术决策权的侵蚀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当然,就像大众民主不是万能的,学术民主也不是万能的。对于当前学术委员会建设中的民主化原则只能“审慎的乐观”。如有学者就对《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第四条的规定提出异议,认为民主化原则“看似维护了学术平等,却可能把不合格或不完全合格的主体也引入了学术事务管理的主体范围”,“本科学生尤其是低年级本科生,往往并不具备开展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让他们参与学术决定,违反了‘同行评议’的原则。”[8]对于第六条的规定,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名额分配方法就导致个别小学院、小学科甚至只有一名委员。来自全校不同学院、不同学科的几十名委员行使着学术决策权,大学院控制小学院、个别‘学术权威’操纵决策、‘杂家评专家’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着。”[9]而对于整个学术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则有学者认为:目前大学里的学术委员会,不啻一个多学科综合代表会议,未必真能解决学术问题。“学术的决策,应尽量以内行为主。由一群外行开会讨论、投票,更多是一种‘非学术的手段’,也很难期望这样的方式可以解决好学术问题。”[10]上述批评都有一定道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学术治理为什么只能选择委员会制。从实践出发,任何一种制度选择排在第一位的绝不是这种制度好或不好,而是为什么是这种制度而不是那种制度[11]。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制度的选择都不可避免地受诸多局限条件的约束,绝不能脱离条件的约束空谈一种制度好或不好。


 

  来源: 《中国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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