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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校长高薪的争议、逻辑及其思考(上)


2018-07-20 阅读次数:

摘要:当前,美国大学校长的高薪现象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赞成者认为,给大学校长支付高薪,是市场竞争机制的结果,是对其能力与付出的肯定;批判者认为,给大学校长支付高薪,不仅背离大学组织的慈善性质,而且有损大学的精神与价值。美国大学校长高薪背后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市场力量与大学传统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冲突。对于中国大学而言,政府以及大学本身应立即妥善解决校长薪酬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巨大落差的问题,并最终建立起一个合理的薪酬体系。

关键词:美国大学校长,市场力量,大学传统,高薪,争议

本文系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美国高校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5YJC880041)的成果之一。

美国大学校长的薪酬无疑是丰厚的。根据《高等教育纪事报》的调查,2014年美国公立大学校长薪酬的中位数为42.8万美元,比上一年增长约7%;这个数字在私立大学更高一点,中位数为43.6万美元,比上一年增长约5.6%。相比之下,一个全职教授一年所得大概仅为大学校长的1/4,而且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1]如果只把目光聚焦在美国研究型大学身上,这个数字就高得多。一个表现是越来越多的大学校长的薪酬进入“百万美元俱乐部”。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校长艾里克森(Rodney Erickson)2014年退位时,他的薪酬约为150万美元,其中基础薪资为63.3万美元,余下的为奖金、退休金和递延报酬等。同样,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博林格(Lee Bollinger)2013年的薪酬为460万美元,其中基础薪资为117万美元,余下的为奖金和递延报酬等。[2]

美国大学校长高高在上且不断攀升的薪酬,在其国内引起了相当多的讨论与争议,尤其是在目前经济普遍不景气的背景下。总的来看,争论可以分成两种声音:一种是赞成美国大学校长的高薪,他们极力为校长高薪作辩护;另一种是批判美国大学校长的高薪,他们极力否定给校长支付高薪的行为。

一、美国大学校长高薪的争议

(一)赞成的声音

对于大学校长领取高薪这一状况,辩护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给大学校长支付高薪,是市场竞争机制的结果。辩护者认为,一个能给大学提供领导力并促进大学发展的优质大学校长候选人并不多,各个大学对其竞争非常激烈。为了吸引、激励和留住优秀的校长候选人,必须给他们支付高薪。这是对其知识、经验和才能的肯定,是人力资本的体现。例如,2015年5月,佐治亚大学系统董事会决定把佐治亚科技大学和佐治亚州立大学校长的薪酬提升到100万美元,立即招来大量的批判。面对批判,该大学系统校长汉克·赫卡比(Hank Huckaby)这样回应道:总体上,高等教育变得如此复杂和困难,以至于对优秀的大学校长的竞争形成一个市场。给这两所大学校长开出高薪,是市场驱动的,是对市场的回应。[3]

第二,给大学校长支付高薪,与校长这一职位的工作要求及其面临的挑战是相称的。美国大学校长的日常工作是极其繁重的,既需要处理行政/管理事务,又要搞好学术事务;既需要筹措办学经费,又要处理好社会与公共事务,以及与董事会相关的活动。同时,大学校长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他/她需要平衡各种不同大学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新闻媒体、市民、认证机构、董事会、大学教职工、大学生等等。他们不仅构成复杂,而且目标极其多样化。面对巨大的工作量和挑战,美国大学校长虽然不至于一天24小时都需要工作,但很少有时间享受私人生活。可以说,凡是一个具有崇高使命感和责任心的校长,几乎把全部心血献给大学的发展,尤其是在高校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形下。因此,大学校长领取高薪,实在不足为奇。认为大学校长被“过度支付”(overpaid),实际上是一种被新闻媒体所扭曲的“迷思”。[4]

第三,给大学校长支付的薪水,无论是相对其他私营机构,还是对比学校总收入,并不算太高。辩护者指出,美国大学的管理越来越像公司,但相比同样规模、同样复杂的公司,大学校长的薪水总体上还落后于公司CEO的薪酬。从这个角度看,大学校长的薪酬还有上升的空间,更何况领导一所大学的难度不亚于管理一个公司。加州大学负责对外关系的副校长丹尼尔·杜利(Daniel M. Dooley)说道:“我们是一个经费预算达到200亿美元的机构,拥有复杂的结构和使命。它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来管理这个组织。我们给校长马克(Mark)开的年薪仅为60万美元。几乎没有一个预算达到200亿美元组织的CEO一年只能挣60万美元。”[5]

(二)批判的声音

对于肯定大学校长高薪的辩护,批判者主要从四个方面予以否定。

其一,美国大学是非营利性的慈善组织,享有免税的地位,校长领取高薪不太合情理。因为对于慈善性质的组织,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有如下规定:机构应避免给执行人员支付过高的薪酬,而应把薪酬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6]当然,何为“合理”,可能充满争议。这既取决于薪酬的数额本身,更取决于经济环境。在不少美国人看来,美国大学校长的年薪日益增长,有些甚至达到百万美元的级别,已经令人瞠目结舌了。况且,当这种高薪还是建立在学校普遍面临办学经费紧缩、学费不断增长、学生助学贷款数额不断上升,以及校长与教授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事实上。两相一比较,校长的高薪显然是极不合理的。美国学者波特(Potter)就指出:“当你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作为代价而给校长支付天价薪酬时,它就开始变成一个问题了。”[7]同样,2011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系统董事会决定给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新任校长在原有薪资基础上再增加10万美元时,时任加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给该大学系统董事会主席写信说道:“当加州处在关闭法院、解雇公立学校的教师、关停老年人中心之时,提高大学领导者的薪水是不合情理的——这必然要求其他人作出牺牲。”[8]

其二,不给大学校长支付高薪就难以吸引到优秀的人才,难以刺激他们做出更好的成绩,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原因有三:(1)美国并不缺乏优秀的大学校长候选人。美国教育委员会荣誉主席罗伯特·阿特韦尔(Robert Atwell)指出,一个造成大学校长薪水不断攀升的错误观念是,如果不给校长这个具有挑战性的职位支付高薪,这些人或许不会选择这个职位。而根据他在猎头公司的经验,美国不乏优秀的校长候选人。这与薪水高低,并无多大关联。[9](2)个人选择校长这个职位,并不仅仅是因为金钱。金钱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哈佛前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指出,很少有人是带着挣钱的目的来接受校长这个领导职位的。对他们而言,这份工作真正的吸引力在于能够有机会创造与众不同,为了一个崇高的使命施展影响力,以及处理对他们而言兴趣盎然的事务和解决挑战性的问题。[10](3)大学的办学成绩很难与大学校长的努力划上等号。大学是一个有组织、无政府的系统,它的目标很模糊,取得的进步通常也难以衡量。即便大学有了进步,例如教育质量的提升、教师更具创造性、捐赠基金的增长,也很难说是校长个人的功劳,而应是众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对此,博克指出,像大多数人一样,董事会可能高估了校长的个人能力与成就。[11]

其三,校长过高的薪水会加剧以校长为首的行政人员与教师之间的隔阂和冲突。批评者认为,大学不像企业那么科层分明,它是一个更为扁平化的组织,非常强调“共同体”的意识,主张治理的共享与平等。但是,当大学校长的薪水遥遥领先于学校的普通教授时,校长很难会被教师视为自己的一员。在关键时刻,当校长需要召集教师为了实现某一目标而努力奋斗时,教师可能不会那么“卖命”。尤其在经济困难时期,当教师被要求缩减薪资以应对学校收入减少的挑战,而大学校长依然领着高薪时,教师与校长之间的隔阂势必会进一步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校长的领导力必然会大大削弱。

其四,校长的高薪现象会侵蚀大学精神与价值。批评者指出,当大学追随企业的做法,给校长支付高薪时,实际上表明校园与市场界限变得模糊起来。把市场化的做法移植到大学中,是对大学逻辑、精神和价值的一种破坏。“和许多一边说着公共服务、一边揽聚私人财富的政治候选人一样,校长高薪这种现象,不只是四处蔓延的金钱文化的映照。它是在给这种文化开绿灯,而在这个固守志节的界域中,理应不断闪动的是一盏黄灯。”[12]对此,博克也指出,金钱对校园所带来的影响已经很深了,包括扭曲学校的优先发展项、让教师成员分心,以及侵蚀学术价值。校长的高薪现象只会使这些问题变得更糟糕。[13]

二、大学校长高薪争议背后的逻辑

在美国大学校长高薪争议的背后,到底反映了争辩双方的什么逻辑?或者说,双方主要是站在哪个立场给自己辩护?

(一)赞成者的逻辑:市场力量

要阐释清楚这个问题,有必要先了解美国大学校长薪酬迅速攀升的时间节点。历史地看,在1980年代以前,美国大学校长的平均收入的确比普通教授要高,但一般不会超过2倍。在这段时间内,几乎没有人质疑大学校长薪酬过高的问题。然而,自1980年代以后,美国大学校长的薪酬开始迅速增长,以至于现在越来越多的校长迈入“百万美元俱乐部”。对此,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在2002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美国大学校长)的薪水达到这样的量级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20年前,几乎没有校长一年所挣的收入超过15万美元。”[14]那么,何以1980年代是一个分水顶?在这个时间段,美国高等教育究竟发生了什么?

回顾美国高教史可以发现,美国高等教育在度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时代”后,在1970年代遭遇到重大挫折,由于美国经济的衰退和滞胀,联邦政府对高校的财政资助相对以前大大减少,经费不足导致美国许多高校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据统计,1969-1975年间,美国有136所高校由于资不抵债而倒闭。[15]面对这种境况,大学如何尽可能获得更多的资源(金钱)成为首要考虑的核心问题。在追求利润的动力下,美国不少大学上至校长下到普通教授,都参与到创业活动中。另外,1980年代美国研究型大学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作为对照,各种大学排名在此时段相继诞生),促使大学花费更大的努力寻求资源,因为大学想要提升其声望,都离不开金钱,比如招聘杰出的教授、为吸引优秀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建设先进的教学设施等。博克指出,在1980年代,美国大学校园里的“资本主义进取心和创业精神变得非常明显”[16],大学变得前所未有的商业化。

美国大学的商业化使得大学的运营越来越公司化,表现为日益强调管理效率、创业精神和获取资源。在大学与公司趋同的背景下,公司有关CEO的酬金分配办法、政策和趋势逐渐被转移到美国大学。提高以校长为首的行政人员的酬金被视为大学回应企业及其文化期望施加的正式或非正式压力。美国学者尼尔森(Nelson)和波特(Potter)指出:相比过去,美国大学运营更像企业,再加上美国大学的董事会成员(他们决定大学校长的薪水)更多地来自企业(他们当中很多人本身就是企业CEO),他们把类似于企业的逻辑运用到大学管理上,参照企业CEO的薪水,提升校长的酬金,可谓水到渠成。[17]

换言之,美国大学校长薪酬不断攀升以至于形成今天的局面,根源在于美国高等教育的商业化。这背后,市场的力量起决定性作用。这正是为美国大学校长高薪辩护的逻辑立脚点。


 

   来源: 《高教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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